金华货运服务联盟

【经典】叶嘉莹:我的自述

一往文学 2018-06-21 17:40:21


导读:这是叶嘉莹老师的一篇自述身世历程的文章,较长,建议感兴趣的人先收藏。


我家先世原是蒙古裔的满洲人,隶属镶黄旗。本姓纳兰,祖居叶赫地。我出生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那时清王朝已被推翻,很多满人都改为汉姓,所以我家也就摘取祖籍之地名“叶赫”的首字,改姓为“叶”了。我的祖父讳中兴,字一峰,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为光绪壬辰科翻译进士,仕至工部员外郎。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享年69岁。祖父有三子二女。我的伯父讳廷乄,字狷卿,生于光绪十一年(1886年),青年时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未几,因父病返国。民国初年曾任浙江省寿昌县等地秘书及科长等职,后因感于世乱,乃辞仕家居,精研歧黄,以中医名世。卒于1958年,享年73岁。我的父亲讳廷元,字舜庸。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早年毕业于老北大之英文系,后任职于航空署,译介西方有关航空之各种重要书刊,对我国早期航空事业之发展,颇有贡献。及至中航公司在上海成立,我父亲遂转往上海,曾任中航公司人事课长等职。1949年随中航公司迁至台湾,一度拟返回上海,在基隆登船受阻,未克成行,遂留居台湾。1969年我受聘于加拿大温哥华之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遂迎养已退休的老父来温同住。1971年父亲突发脑溢血,终告不治,享年81岁。我出生的时候,叔父和两位姑母都早已逝世,所以都未曾见过。我的母亲李氏讳玉洁,字立方。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青年时代曾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婚后专心相夫理家,为人宽厚慈和,而不失干练,生有我姐弟三人,长弟嘉谋,小我两岁,幼弟嘉炽,小我8岁。“七七”事变爆发,父亲随政府流转后方,那一年我只有13岁,长弟11岁,幼弟只有5岁,当时在沦陷区中,生活艰苦,一切多赖母亲操持。父亲久无音信,母亲忧伤成疾,身体日渐衰弱,后于1941年入医院检查,诊断为子宫瘤,经开刀割除后,不幸逝世,享年仅有44岁。


二、幼年读书

我的父亲和母亲自幼给我良好的家庭教育。大约在我三四岁时,父母就开始教我读方块字,那时叫做认字号。先父工于书法,字号是以毛笔正楷写在—寸见方的黄表纸上。若有“一字可读多音之破读字,父亲则以朱笔按平上去人四声,分别画小朱圈于此字的上下左右。举例而言,如“数”字作为名词“数目”的意思来用时,应读为去声如“树”字之音,就在字的右上角画一个朱圈;若作为动词“计算”的意思来用时,应读为上声如“蜀”字之音,就在字的左上角也画—一个圈;另外这个字还可以作为副词“屡次”的意思来用,如此就应读为入声如“朔”字之音,于是就在字的右下角也画一个朱圈;而这个字还可以作为形容词“繁密”的意思来用,如此就应读为另一个入声如“促”字之音,于是就在字的右下角再多画一个朱圈。而“促”音的读法与用法都并不常见,这时父亲就会把这种读法的出处也告诉我,说这是出于《孟子·梁惠王》篇,有“数罟不入洿池”之句,“罟”是捕鱼的网,“数罟不入洿池”是说不要把眼孔细密的网放到深的池水中去捕鱼,以求保全幼鱼的繁殖,也就是劝梁惠王要行仁政的意思。当时我对这些深义虽然不甚了了,但父亲教我认字号时那黄纸黑字朱圈的形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古人说“读书当从识字始”。父亲教我认字号时的严格教导,对我以后的为学,无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当我开始学英语时,父亲又曾将这种破音字的多音读法,与英语做过一番比较。说中国字的多音读法,与英文动词可以加ing或ed而作为动名词或形容词来使用的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英文是拼音字,所以当一个字的词性有了变化时,就在语尾的拼音字母方面有所变化。而中国字是独体单音,因此当词性变化时就只能在读音方面有所变化。所以如果把中国字的声音读错,就如同把英文字拼错一样、是—种不可原谅的错误。父亲的教训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此外。在我的启蒙教育中,另一件使我记忆深刻的事,就是我所临摹的—册小楷的字帖。那是薄薄数页不知何人所书写的—首白居易的《长恨歌》。诗中所叙写的故事极为感人,诗歌的声调极为谐婉。因此我临摹了不久就已经熟读成诵,而由此也就引起了我读诗的兴趣。当时我们与伯父一家合住在一所祖居的大四合院内。伯父旧学修养极深,尤喜诗歌联语。而且伯父膝前没有女儿,所以对我乃特别垂爱,又见我喜爱诗歌,伯父更感欣悦,乃常在平居无事之时对我谈讲诗歌。伯父与父亲又都喜欢吟诵,记得每当冬季大雪之时,父亲经常吟唱一首五言绝句:“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欲谈心里事,同上酒家楼。”那时我自己也常抽暇翻读《唐诗三百首》,遇有问题,就去向伯父请教。有一天,我偶然向伯父谈起父亲所吟诵的那首五言绝句,与我在《唐诗三百首》中所读到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首五言绝句,似乎颇有相近之处。其一是两首诗的声调韵字颇有相近之处,其二是两首诗都是开端写景,而最后写到上楼,其三是第三句的开头都是一个“欲”字。表现了想要怎样的一个意思。伯父说这两首诗在外表上虽有近似之处,但情意却并不相同,“大雪”一首诗开端就表现了外在景物对内心情意的一种激发,所以后两句写的是“心里事”和“酒家楼”。而“白日”一首诗开端所写的则是广阔的视野,所以后两句接的是“千里目”和“更上一层楼”。伯父这些偶然的谈话,当然也都曾使我在学诗的兴趣和领悟方面得到了很大启发。

父母虽严格教我识字,却并未将我送入小学去读书。因为我的父母有一种想法,他们都以为童幼年时记忆力好,应该多读些有久远价值和意义的古书,而不必浪费时间去小学里学些什么“大狗叫小狗跳”之类浅薄无聊的语文。因此为我及大弟嘉谋合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这位教师是我的姨母。姨母讳玉泣,字树滋,幼年时曾与我母亲同承家教,其后曾在京沪各地任教职。姨母每天中午饭后来我家,教我和弟弟语文、算术和习字,当时我开蒙所读的是《论语》,弟弟读的是《三字经》。记得开蒙那天,我们不但对姨母行了拜师礼。同时还给一尊写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也行了叩首礼。目前看来,这些虽可能都已被认为是一些封建的礼节,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这些礼节对我当时幼小的心灵,却确实曾经产生了一些尊师敬道的影响。我当时所读的《论语》,用的是朱熹的《集注》;姨母的讲解则是要言不烦,并不重视文字方面繁杂的注释,而主要以学习其中的道理为主,并且重视背诵。直到今日,《论语》也仍是我背诵得最熟的一册经书。以后曾使我受益匪浅,而且年龄愈大,对书中的人生哲理也就愈有更深入的体悟。《论语》中有不少论《诗》的话,使我在学诗方面获得了很大的启发,直到现在,我在为文与讲课之际,还经常引用《论语》中论《诗》之言,这就是我在为学与为人方面都曾受到过《论语》之影响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除去每天下午跟姨母学习语文、数学和书法外,每天上午是我和弟弟自修的时间,我们要自己背书、写字和做算术。此外,父亲有时也教我们几个英文单词,学—些英文短歌,如“one two tie my shoe,three,four,close the door”之类。及至我到9岁之时,父亲要我考入我家附近一所私立的笃志小学,插班五年级。因为驾志小学从五年级开始就有了英文课程。我只在笃志小学读了1年,就又以同等学历考入了我家附近的一所市立女中。那时父亲工作的单位在上海,他要求我经常要以文言写信报告我学习的情况。于是每当我写了信,就先拿给伯父看,修改后再抄寄给父亲。

就在我学习写文言文的同时。伯父就经常鼓励我试写—些绝句小诗。因为我从小就已习惯于背书和吟诵,所以诗歌的声律可以说对我并未造成任何困难,我不仅在初识字时就已习惯了字的四声的读法,更在随伯父吟诵诗歌时,辨识了一些入声字的特别读法,例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首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在这首诗中的“独”、“节”、“插”等字,原来就都是声字,在诗歌的声律中应是仄声字,但在北京人口中,这些字却都被读成了平声字。若依北京的口语读音来念,就与诗歌的平仄声律完全不相合了。伯父教我把这些字读成短促的近于去声字的读音,如此在吟诵时才能传达出一种声律的美感。记得伯父给我出的第一个诗题是《咏月》,要我用十四寒的韵写一首七言绝句。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未知能有几人看”,大意是说月色清寒照在栏干上,但在深夜中无人欣赏的意思。那时我大概只有11岁,而从此以后就引起了我写诗的兴趣。常言说“少女情怀总是诗”,我虽是一个生长在“深宅大院”,生活经验极为贫乏的少女,但从我知识初开的目光来看,则春秋之代序、草木之荣枯,种种景象都可以带给我一种感发和触动,于是我家窗前的秋竹、阶下的紫菊、花梢的粉蝶、墙角的吟蛩,就一一都被我写人了我的幼稚的诗篇。

自从我考上了初中以后,母亲买了一套开明版的《词学小丛书》给我做为奖励,于是其中所收录的纳兰成德的《饮水词》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又引发了我读词和写词的兴趣,于是我也就无师自通的填写起小词来了。

进人高中一年级后。有一位名叫钟一峰的老教师来担任我们的国文课,他有时也鼓励学生们学写文言文,我遂得以把过去给父亲写文言文信时所受到的一些训练,用在了课堂的写作之中。当时我不仅喜爱诵读唐宋诸家的一些古文,同时也还喜爱诵读六朝时的一些骈赋,所以曾在课堂中试写过一篇《秋柳赋》,得到了老师很高的赞赏。另外我还在西单附近一所教读古书的夜校中,学习《诗经》和《左傅》。记得教《诗经》的是一位姓邹的老先生,我曾把平日写的一些诗拿给他看,他在批语中曾称赞我说“诗有天才,故皆神韵”。

三、大学生活

父亲自“七七”战事后,就已从上海随国民政府逐步南迁,与家中断绝音信将近4年之久。北平的几所国立大学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中。我在高中读书时虽然成绩很好,而且文理科平均发展,每年都获得第一名的奖状。但在报考大学时,却颇费了一番考虑。因为我当时不能决定我是报考北京大学的医学系,还是报考辅仁大学的国文系。报考医学系是从实用方面着想,报考国文系则是从兴趣方面着想。最后读了辅大的国文系则是由于两点原因:其一是由于辅大为一所教会大学,不受当时日军及敌伪之控制,有一些不肯在敌伪学校任教的风骨的教师都在辅大任教,这对我自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其二则是由于辅大的招考及放榜在先,而北大的招考则在后,我既已考上了辅大的国文系,所以就根本没有再报考北大的医学系,而这就决定了我今后要一直行走在诗词之道路上的终生命运。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曾经历过不少挫折和苦难,但一生能与诗词为伍,则始终是我最大的幸运和乐趣。

1941年夏天我考入辅仁大学,同年9月辅大开学,而此时母亲就因子宫生瘤,做了手术,但术后不久就去世了。当时父亲远在后方,我是长姊,所以就负起了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幸而那时伯父一房与我们并未分居,母亲去世后,我们就不再自己烧饭,而由伯母担负起了为全家烧饭的责任,伯母颜氏讳巽华,原来也受过很好的家教,喜读唐诗,虽不像伯父和父亲那样高声吟咏,但却也常手执一册。曼声低吟。当时已是沦陷时期,生活艰苦,伯母亲自操劳家务。每当我要帮忙时,伯母总要我去专心读书。所以我虽遭丧母之痛,但在读书方面却并未受到什么影响,正如古人所说“愁苦之言易工”,在这一时期我反而写作了大量的诗词。

在大二那一年,有一位顾随先生来担任我们“唐宋诗”的课程。顾先生字羡季,号苦水。他对诗歌的讲授,真是使我眼界大开,因为顾先生不仅有极为深厚的旧诗词的修养,而且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更兼之他对诗歌的感受有一种天生极为敏锐的禀赋,因之他的讲诗乃能一方面既有着融贯中西的襟怀和识见,另一方面却又能不受任何中西方的学说知识所局限,全以其诗人之锐感独远神行,一空依傍,直探诗歌之本质。当时也有人认为先生之讲课乃是跑野马,全无知识或理论之规范可以掌握依循,因此上课时不做任何笔记,但我却认为先生所讲的都是诗歌中的精华,而且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彩。所以我每次上先生的课都是心追手写,希望能把先生所说的话,一字不漏地记载下来。那时先生除了在辅仁担任“唐宋诗”的课程以外,还在中国大学担任词选和曲选的课程,于是我就经常骑了车赶到中大去听课。在这期间,我于诗词之写作外,更开始了对令曲,套数甚至单折剧曲的习作。记得我第一次把各体韵文习作呈交给先生后,先生在发还时曾写有评语说:“做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若此,当善自护持。”其后我又有一次写了题为《晚秋杂诗》的五首七律,还有题为《摇落》的另—首七律,呈交给先生,先生发还时,竟然附有六首和诗,题为《晚秋杂诗六首用叶子嘉莹韵》,这真使我感到意外的惊喜和感动。不久后,气候已入严冬,我就又写了《冬日杂诗六首仍叠前韵》,而先生竟然又和了我六首诗。所以我在那一段时间写的作品特别多,这与先生给我的奖勉和鼓励是绝然分不开的。更有一次,先生要把我的作品交给报刊上去发表,问我是否有笔名或别号,我那时一向未发表过任何作品,当然没有什么笔名别号,先生要我想一个,于是我就想到了当日偶读佛书所见到的一个唤做“迦陵”的鸟名,其发音勺我的名字颇为相近,遂取了“迦陵”为别号,这当然也是受了先生在讲课时常引佛书为说的影响,及至毕业后不久,先生更给我写了一封信来。说“年来足下听不佞讲义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先生对我的过高的期望,虽然使我甚为惶恐惭愧,但先生的鞭策,也给了我不少追求向上之路的鼓励。先生往往以禅说诗,先生教学的态度也与禅宗大师颇有相似之处。他所期望的乃是弟子的自我开悟,而并不是墨守成规。他在课堂上经常鼓励学生说;“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我想我后来教学时之喜欢跑野马,以及为文时之一定要写出自己真诚的感受,而不敢人云亦云地掇拾陈言敷衍成篇,大概就都是由于受先生之鞭策教导所养成的习惯。而先生在课堂讲授中。所展示出来的诗词之意境的深微高远和璀璨光华,则更是使我终生热爱诗词虽至老而此心不改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教学生涯

1945年夏天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了中学教师的生活,由于我自己对古典文学的热爱,遂使得听讲的学生们也同样产生了对国文课热爱的感情。于是陆续有友人邀我去兼课,最后在另请人批改作文的条件下。我同时教了三个中学的五班国文课,一周共30个小时之多。而由于师生们对国文课的共同热爱,使得我对如此沉重的工作量也居然丝毫未感到劳苦。那时中学的国文课每周都要有一定的进度,而且有时要举行同年级的联合考试。因此我在讲课之际,除培养同学的兴趣之外,对知识方面的讲解也极为认真而不敢掉以轻心。认真的结果,当然使我自己也获得了不少的教学相长之益,只不过这段教学生活为时并不久。1948年的春天,我就因为要赴南方结婚,而离开了我的故乡北平。谁知此一去之后,等待我的乃是—段极为艰苦的遭遇。

我于1948年3月结婚,同年11月就因政治局势的转变,随外子工作的调动,由南京经上海乘船去了台湾。1949年8月生了第一个女儿,同年12月外子就因思想问题被拘捕。次年6月我与我所任教的彰化女中自校长以下的6位教师也一同被拘捕了,其后不久,我虽幸获释出,但却既失去了教职,也失去了宿舍,而外子则仍被关在海军左营附近的一个山区。为了营救被关的外子,我遂携怀着幼女往投左营军区外子的一位亲戚。白天怀着幼女营救外子而在南台湾左营军区的炎阳下各处奔走,晚间要等亲戚全家安睡后才能在走廊上搭一个地铺带着孩子休息。直到三个月后暑假结束了,才经由一位堂兄的介绍,在台南一所私立女中找到了一个教书的工作。

1952年,外子幸被释出。次年,幼女言慧出生。一年后经友人介绍,我就与外子一同转到台北二女中去教书了。到台北后,见到了以前在北平辅仁大学任教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曾教过我大学国文的戴君仁先生,另一位虽未教过我,却是曾住过我家外院作为近邻的许世瑛先生。他们对我不幸的遭遇,都极为惋惜同情,遂介绍我进入台湾大学兼任了一班侨生的大一国文。次年,台大改为专任,教两班大一国文,而二女中不肯放我离开。一定要我把当时所教的两班高中送到毕业。于是我遂同时教了四班国文课,再加上作业的批改,每天都极为疲累。这时我的身体己远非当年大学初毕业时可比。再加之又染上了气喘病,瘦到不足一百磅,但却说也奇怪,只要一上台讲课,我的敏感气喘的毛病就会脱然而去,所以白天听我讲课的人,决不会想到我夜间气喘的痛苦,我那时只是为了生活。所以不得不努力工作,至于所谓学问事业,则我在当时实未尝对之抱有任何期望。

我在台大教书时,有许多美国汉学家到台大学汉语,这样,我就结识了一些美国人。后来,密西根大学提出要我去美国教学。我本人对出国没什么兴趣,可是外子则极力赞成我出去。当时美国哈佛大学的海陶伟先生正在研究陶渊明。他极希望我到哈佛去同他合作研究。他把这一想法让人告诉了我。但因为校方已答应了密西根大学,所以我只能先到密西根执教一年后中止合同再去哈佛。1966年,我带着两个女儿赴美,我的另一段生活开始了。不久,外子也到了哈佛,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谋到一份工作。大女儿言言考入了大学,二女儿言慧考入了高中,一切都安排妥了,两年的聘期也到了。美国的朋友劝我继续留在哈佛工作,外于也极力反对我返台。可我觉得台湾政府虽不好。但台大、淡江、辅仁三所大学对我都不错,开学了不回去耽误了学生的课对不起人家。而且,我的老父亲还在台湾,我不能把老人家一个留在那里,因此我又回到了台湾。可是等我第二次离台赴美时,美国在台湾的领事不给我办理签证,无奈,只得转赴加拿大,谁知在那里也受到美国领事的阻挠,我只得滞留在温哥华。

这时海陶伟先生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主任普立本联系,让他帮我想办法。而当时这所大学正好需要一个教古典诗歌的教师带两个美国留学生,我就留了下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我除了教这两个研究生外,还要给大学生们上课。虽然我的英语水平在学生时代一直名列前茅,又有在哈佛两年的工作经历,但是要用英语给外国人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殊非易事。当时我已经45岁了,硬着头皮每天抱着英文词典查生字至午夜时分。半年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就聘我为终身教授。直到1975年,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所教过的第一个博士生施吉瑞(Jerry Schmidt)返回母校接了我所教的这一门《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的课,而我改为只教研究生及四年级以上的诗词课时,我的压力才减轻下来。

1972年中国与加拿大建交。1973年章文晋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我见到了章大使及其夫人,向他们提出回国申请。1974年,我第一次获准回国,回到了我魂牵梦索的故乡,见到了我朝思暮想的亲人。我把千言万语化作了一首长诗《祖国行》……

1978年,我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回国教学的申请,主要出于一个书生想要报国的一份感情和理想,以及我个人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份热爱。1979年我第一次回国讲学时,写下了一首绝句。

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多年来我在文化不同的外国土地上,用异国语言来讲授古典诗歌,总不免会有一种失根的感觉。1970年我曾写过一首题名《鹏飞》的绝句:

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着地行。

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

诗中的“北海”,指的是我出生的第一故乡北京,而“南溟”,则指的是我曾居住过多年的第二故乡台北。“鹏飞”的“云程”指的是当年我在两地教书时,都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讲授自己所喜爱的诗歌,那种可以任意发挥的潇洒自得之乐;而在海外要用英语来讲课,对我而言,就恍如是一只高飞的鹏鸟竟然从云中跌落,而变成了不得不在地面上匍匐爬行的一条虫豸。所以我虽然身在国外,却总盼望着有一天我能再回到自己的国家,用自己的语言来讲授自己所喜爱的诗歌。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第一次讲学是在北京大学,后来曾先后到过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黑龙江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讲学。我之所以长期留在南开讲学是因为南开的李霁野先生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在辅仁大学任教时的好友。我虽未曾从李先生受过业,李先生却以师辈情谊坚邀我去南开。如今,回首前尘竟然已有20年之久了。

1991午.南开大学与我商议,希望我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所,由我出任所长。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只是一个教师,对行政事务一无所知,实在难以担任所长一职。而校方则说那些行政事务自会有人负责,劝我不必担心。研究所起初挂靠在汉语教育学院,暂借东方艺术系的一间房子为办公室:汉教学院虽然在很多方面都给了我们大力协助,但因他们没有研究生的指标,所以在招研究所方面一直无法解决。直到1996午秋冬之季,中文系主人陈洪先生决定接受研究所挂靠中文系,并同意拨给研究所两名研究生,还表示只要我能向海外募得资全,校力同意拨给土地,合资兴建教研楼,我立即着于联系。很快获得了一位热心教育的老企业家蔡章阁先生的响应和支持。经与蔡先生磋商,决定将研究所定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蔡先生更希望在从事文学研究时、同时也能注意到儒家思想方面之研究,对于中华文化中的文学之美与儒学之善同时并重,以期使中华文化之优良传统不断得到拓展。不仅能使其重光于中国之现代,更能使其自中国而走向国际。如今,南大研究所之教研楼在范孙楼之一侧已经落成,研究所也有了正式的办公地点。我个人则为研究所捐出了退休金之半数(10万美金)设立了“驼庵奖学金”与“永言学术基金”。“驼庵”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别号。无论任何一种学术文化之得以绵延于久远,都正赖其有继承之传人。而教学正是一种薪尽火传的神圣工作。所以我希望领到奖学金的同学所看到的不仅仅是微薄的金钱,而是透过“驼庵”的名称来体会它所表现的薪相传的重要意义和责任。我非常感谢南开大学给我机会,使我20年前所怀抱的“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能在南开的园地中真正得到了落实。

五、忧患与体悟

回想我一生的经历。我想我最早受到的一次打击乃是1941年我母亲的逝世。那时我的故乡北平已经沦陷有4年之久,父亲则远在后方没有任何音信,我身为长姊.要照顾两个弟弟,而小弟当时只有九岁,生活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沦陷区,其困难可以想见。所以后来当我读到老舍先生在《四世间堂》中所写的沦陷中北平老百姓的生活时,我是一边流着泪一边读完这部小说的。至于我受到的第二次打击,则是1949年外子之被捕,数年后外子虽幸释放,但性情发生变异。我自己在现实物质生活与精神情感生活都饱受摧残之余,还要独力承担全家的生计。1975年时我的长女言言与次女言慧也已相继结婚,我正在庆幸自己终于走完了苦难的路程,以一个半百以上的老人可以过几天轻松的日子了。但谁知在1976年春天,我竟然又遭受了更为沉重的第三次打击。我的才结婚不满3岁的长女言言竟然与其夫婿宗永廷在一次外出旅游时,不幸发生了车祸,夫妻二人同时罹难。在这些接踵而来的苦难中、是我平日熟诵和热爱的诗词,给了我莫大的精神安慰,支持我经受住了这些打击。这也正是我何以把自己所设立的学术基金取名“永言”的缘故,就为的是纪念我的长女言言与女婿永廷。

一般说来,我是—个对于精神感情之痛苦感受较深,而对于现实生活的艰苦则并不十分在意的人。即如当抗战时期,父亲远在后方而母亲又不幸逝世后,我所感受最强的乃是一种突然失去荫蔽的所谓“孤露”的悲哀,这在我当时所写的《哭母诗》及《母亡后接父书》等一些诗篇中曾有明白的表现。至于当时物质生活的艰苦,如每日要吃难以下咽的混合面,并且偶尔要穿着一些补丁的衣服之类,则我不仅对之并不在意,而且颇能取一种沉毅坚忍的面对和担荷的态度。这种态度之形成,我想大约有两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因为我早年所背诵的《论语》、《孟子》诸书,在幼小的心灵中,确实产生了颇大的影响。我在艰苦的物质生活中,所想到的乃是《论语》中所说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及“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的一种自信与自立的精神和态度,其二则是因为教我们唐宋诗的老师顾羡季先生,他自己的身体虽衰弱多病,但在他的讲课中所教导我们的,则是一种强毅的担荷的精神。我当时背诵得最熟的就是他的一首《鹧鸪天》词:“说到人生剑已鸣,血花染得战袍腥。身经大小百余阵,羞说生前身后名。心未老,鬓犹青。尚堪鞍马事长征。私宵月落银河黯,认取明星是将星。”此外,如先生在其另一首《鹧鸪天》词中,也曾写有“拼将眼泪双双落,换取心花瓣瓣开”的句子,还有在其《踏莎行》词中,也曾写有“此身拼却似冰凉,也教熨得阑干热”的句子。于是在先生的教导鼓励之下,我自己的诗作也就一改前此的悲愁善感的诗风,而写出了“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的句子,表现了一种直面苦难不求逃避的坚毅的精神。古人有云:“欲成精金美玉的人品,须从烈火中锻来。”苦难的打击可以是—种摧伤,但同时也可以是一种锻炼。我想这种体悟,大概可以说是我在第一次打击的考验下,所经历的—段心路历程。

至于第二次打击到来时,我最初本也是采取此种担荷的态度来面对苦难的。但陶渊明说得好“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又说“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当第一次苦难到来时.衣食虽然艰苦,但生活基本上毕竟是稳定的,我不仅可以不改常规的读书上学,而且在学校中既有师友的鼓励切磋.在生活上也有伯父母的关怀照顾。所以苦难对于我才能够形成为—种锻炼,而并未造成重大的伤害;但当第二次苦难到来时则不然了。那时我已远离家人师友,处身在海峤的台湾。外子又已被海军所拘捕而死生莫卜,当我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从被囚禁的地方释放出来时,不仅没有—间可以栖身的“敝庐”,而且连—张可以安眠的“床席”也没有。我虽仍以坚毅的精神勉力支撑,但毕竟不免于把身体消磨得极为瘦弱而憔悴。但这仍不算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当外子于3年后被释回时,他因久被囚禁而形成的动辄暴怒的性情。那时因为我有年近八旬的老父,下有两个仍在读书的女儿,我总是咬紧牙关承受—切折磨和痛苦,不肯把悲苦形之于外。但在晚间的睡梦中,我则总是梦见我自己已经陷入遍体鳞伤的弥留境地,也有时梦见多年前已逝世的母亲来探望我,要接我回家。这可以说是我最为痛苦的一段心路历程。其后使我从这种痛苦中逐渐得到缓解的,实在仍是出于学诗与学道的一种体悟。我曾经读到过一首王安石《拟寒山拾得》的诗偈,当时恍如一声棒喝,使我从悲苦中得到了解脱,于是遂把这首诗偈牢记在心。不过今天当我要引述这首诗偈时,一经查看,却发现我所记诵的与原诗并不完全相合,但我更喜欢自己记诵中的诗句,我记诵的是“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世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正是这种体悟,恍然使我似乎对早年读诵《论语》时所向往的“知命”与“无忧”的境界,逐渐有了一种勉力实践的印证。

当第三次打击到来时,那真如同自天而降的一声霹雳。我实在没想到自己在历尽了人生悲哀苦难之后的余生,竟然还会遭遇到如此致命一击。长女言言与女婿永廷是在1976年3月24日同时因车祸罹难的。当时我所任教的大学已结束了春季的课程,我正去东部开会,途经多伦多我还去探望了长女言言夫妇,其后又转往美国费城去探望我的小女儿言慧与女婿李坚如夫妇,我一路上满心都是喜悦,以为我虽辛苦一生,如今心愿已了,终于可以安度晚年了,谁知就在我抵达费城后的第二天,就接到了长女夫妇的噩耗。我当时实在痛不欲生,但因为多年来我一直是支撑我家所有苦难的承担者,我不得不强抑悲痛立即赶到多伦多去为他们料理丧事。我是一路上流着泪飞往多伦多,又一路上流着泪飞往温哥华的。回到温哥华后,我就把自己关在家中,避免接触外面的一切友人,因为无论任何人的关怀慰问,都只会更加引发我自己的悲哀。在此一阶段中,我仍是以诗歌来疗治自己之伤痛的,我曾写了多首《哭女诗》如“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回恩襁褓怀中日,二十七年一梦中”,“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写诗时的感情,自然是悲痛的,但诗歌之为物确实奇妙,那就是诗歌的写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种抒发和缓解。不过抒发和缓解却也并不能使人真正从苦痛中超拔出来,我的整个心情仍是悲苦而自哀的。这种心态,一直到1979年以后,才逐渐有了改变。那是因为自1979年以后,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我实现了多年来一直想回去教书的心愿。

我现在已完全超出了个人的得失悲喜。我只想为我所热爱的诗词做出自己的努力,如我在《我的诗词道路》一书之《前言》中所写的“我只希望在传承的长流中,尽到我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记得我在大学读书时,我的老师顾羡季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我当时对此并无深刻的了解,但如今当我历尽了—生的忧苦患难之后,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一种人生境界。古说物必极而后反,也许正因为我的长女言言夫妇的罹难给了我一个最沉重的打击,所以我在极痛之余,才有了这种彻底的觉悟。这段心路历程,不仅使我对前面所叙及的儒家的“知命”“不忧”的修养,有了更深的体会,而且使我对道家《庄子》所提出的“逍遥无待”与“游刃不伤”的境界,也有了一点体悟。我曾将此种体悟,写入了一首《踏莎行》小词,说:“—世多艰。寸心如水。也曾局囿深怀里。炎天流火劫烧余,藐姑初识真仙子。谷内青松,苍然若此。历尽冰霜偏未死。一朝鲲化欲鹏飞,天风吹动狂波起。”词中所写的藐姑射的神人与鲲化的飞鹏,自然都是《庄子》中所寓说的故事;至于“谷内青松”,则我所联想到的乃是陶渊明的一首诗,陶公在《拟古九首》的第六首中,曾经写有几句诗,说:“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大家只看到松树的苍然不改,却不知松树是如何在霜雪的催伤中承受过来的。我想朋友们所说的从我的外表看不出什么经历过忧患挫伤的痕迹,大概也和一般人只看到松树之苍然不改、而不能体悟到松树所经历的严寒冰雪之挫伤打击是同样的情况吧。松树之能挺立于严寒,并非不知冰雪之严寒,只不过因为松树已经有了一种由冰雪所锻炼出来的耐寒之品质而已。

六、研读与治学

我对古典文学之热爱的感情,始终未改。早年在台大教书时,正值我经历第二次打击,身心交瘁。然而我在讲课时依然能保持精神方面的饱满飞扬。只是在写作方面则辍笔已久。直到1956年夏天,台湾的教育部举办了—个文艺讲座。我被邀去讲了几次五代和北宋的词,其后他们又来函邀稿,我才迫不得已写了《说静安词<</SPAN>浣溪沙>一首》一篇文稿。这可以说是我在诗词道路中由创作而转入了评赏的一个开始。而自从这一篇文稿发表后,遂有一些友人来向我索稿,于是我又写了一篇《从义山(嫦娥)诗淡起》。前者是我所写的关于词之评赏的第一篇文稿,后者则是我所写的关于诗之评赏的第一篇文稿。

当第三次打击到来时,那真如同自天而降的一声霹雳。我实在没想到自己在历尽了人生悲哀苦难之后的余生,竟然还会遭遇到如此致命一击。长女言言与女婿永廷是在1976年3月24日同时因车祸罹难的。当时我所任教的大学已结束了春季的课程,我正去东部开会,途经多伦多我还去探望了长女言言夫妇,其后又转往美国费城去探望我的小女儿言慧与女婿李坚如夫妇,我一路上满心都是喜悦,以为我虽辛苦一生,如今心愿已了,终于可以安度晚年了,谁知就在我抵达费城后的第二天,就接到了长女夫妇的噩耗。我当时实在痛不欲生,但因为多年来我一直是支撑我家所有苦难的承担者,我不得不强抑悲痛立即赶到多伦多去为他们料理丧事。我是一路上流着泪飞往多伦多,又一路上流着泪飞往温哥华的。回到温哥华后,我就把自己关在家中,避免接触外面的一切友人,因为无论任何人的关怀慰问,都只会更加引发我自己的悲哀。在此一阶段中,我仍是以诗歌来疗治自己之伤痛的,我曾写了多首《哭女诗》如“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回恩襁褓怀中日,二十七年一梦中”,“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写诗时的感情,自然是悲痛的,但诗歌之为物确实奇妙,那就是诗歌的写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种抒发和缓解。不过抒发和缓解却也并不能使人真正从苦痛中超拔出来,我的整个心情仍是悲苦而自哀的。这种心态,一直到1979年以后,才逐渐有了改变。那是因为自1979年以后,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我实现了多年来一直想回去教书的心愿。

我现在已完全超出了个人的得失悲喜。我只想为我所热爱的诗词做出自己的努力,如我在《我的诗词道路》一书之《前言》中所写的“我只希望在传承的长流中,尽到我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记得我在大学读书时,我的老师顾羡季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我当时对此并无深刻的了解,但如今当我历尽了—生的忧苦患难之后,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一种人生境界。古说物必极而后反,也许正因为我的长女言言夫妇的罹难给了我一个最沉重的打击,所以我在极痛之余,才有了这种彻底的觉悟。这段心路历程,不仅使我对前面所叙及的儒家的“知命”“不忧”的修养,有了更深的体会,而且使我对道家《庄子》所提出的“逍遥无待”与“游刃不伤”的境界,也有了一点体悟。我曾将此种体悟,写入了一首《踏莎行》小词,说:“—世多艰。寸心如水。也曾局囿深怀里。炎天流火劫烧余,藐姑初识真仙子。谷内青松,苍然若此。历尽冰霜偏未死。一朝鲲化欲鹏飞,天风吹动狂波起。”词中所写的藐姑射的神人与鲲化的飞鹏,自然都是《庄子》中所寓说的故事;至于“谷内青松”,则我所联想到的乃是陶渊明的一首诗,陶公在《拟古九首》的第六首中,曾经写有几句诗,说:“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大家只看到松树的苍然不改,却不知松树是如何在霜雪的催伤中承受过来的。我想朋友们所说的从我的外表看不出什么经历过忧患挫伤的痕迹,大概也和一般人只看到松树之苍然不改、而不能体悟到松树所经历的严寒冰雪之挫伤打击是同样的情况吧。松树之能挺立于严寒,并非不知冰雪之严寒,只不过因为松树已经有了一种由冰雪所锻炼出来的耐寒之品质而已。

六、研读与治学

我对古典文学之热爱的感情,始终未改。早年在台大教书时,正值我经历第二次打击,身心交瘁。然而我在讲课时依然能保持精神方面的饱满飞扬。只是在写作方面则辍笔已久。直到1956年夏天,台湾的教育部举办了—个文艺讲座。我被邀去讲了几次五代和北宋的词,其后他们又来函邀稿,我才迫不得已写了《说静安词<</SPAN>浣溪沙>一首》一篇文稿。这可以说是我在诗词道路中由创作而转入了评赏的一个开始。而自从这一篇文稿发表后,遂有一些友人来向我索稿,于是我又写了一篇《从义山(嫦娥)诗淡起》。前者是我所写的关于词之评赏的第一篇文稿,后者则是我所写的关于诗之评赏的第一篇文稿。

台大中文系的郑骞教授读过两篇文稿后对我说:“你所走的是顾羡季先生的路子。”郑先生是顾先生的好友,对顾先生了解极深。郑先生认为这条路子并不好走,因为这条路子乃是无可依傍的。首先就作者而言,如果一个人对于诗词若没有足够的素养,则在—空依傍之下,必将会落入一种茫无措,不知从何下手写起的境地。而如果大胆模仿此种写法,则将是不失之肤浅,则失之谬妄。作者要想做到自己能对诗歌不仅有正确而深刻的感受,而且还能透过自己的感受,传达和说明一种属于诗歌的既普遍又真实的感发之本质,这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郑先生对我这两篇文稿却颇为赞赏,说:“你可以说是传了顾先生的衣钵,得其神髓了。”我当时正是忧患余生,内心并未敢抱有什么“传衣钵得神髓”的奢望。我只是因了友人索稿的机缘,把自己因读静安词和义山诗所引起的某种共鸣的感动一加发抒而已。但也许就正因我自己的寂寞悲苦之心情与静安词和义山诗有某种暗合之处,因此反而探触到了他们诗词中的—些真正的感发之本质。在此而后,我又陆续写了《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与《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论陶渊明之任真与固穷》,以及《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一谈李杜之交谊与天才之寂寞》等文稿,我早期所写的这些诗词评赏之作,是从颇为主观的欣赏态度开始的,属于以一己之感发为主,既带有创作之情趣也带有个人心灵之投影的作品。

我对诗词的评说和赏析,确实既不同于—般学者之从知识学问方面所作的纯学术的研究,也不同于一般文士之将古人作品演化为一篇美丽的散文之纯美的铺叙。我是以自己之感发生命来体会古人之感发生命的,中国古代所重视的原来本该是一种“兴于诗”的传统,而我自己就恰好是从旧传统中所培养出来的一个诗词爱好者,少年时期在家庭中所受到的吟诵和创作之训练,使我对诗歌养成了一种颇为直接的感受之能力;我在大学读书时受到的顾羡季先生之启迪和教导,使我于直感之外,又培养出了—种兴发和联想之能力。顾先生在讲课时,他所采取的也就正是这种如同天马行空一般的纯任感发的说诗方式。如此则我在早期所写的评说诗词之文字,其所以会形成此一种纯任主观的以感发为主的说诗方式,自然也就无怪其然了。

此后我在诗词之研读与教学的道路上,虽然又经过了多次的转变,但我在早年教育中所获得的培育和启发,则是我在诗词之道路上所奠定的根本基石,是使我终生受用不尽的。

我所写的第一篇纯客观的评赏之作,则当是我于1958年为《淡江学报》所写的《温庭筠词概说》一文。这种转变之形成,一则固然由于向我邀稿的《学报》与以前向我邀稿的一些文学性的杂志之性质有很大的不同;再则很可能也因为我在那些文学性的文稿中,已经将自己内心中的—些情绪抒发得差不多了,所以遂有了从主观转入客观的一种倾向。不过纵然如此,除了极少数的纯理论或纯考证的作品之外,直到现在我之评说或讲述诗词作品,其经常带有—种心灵与感情的感发力量,也仍然是我的一种特色。

我在诗词道路上的另一转变,那就是我由一己之赏心自娱的评赏逐渐有了一种为他人的对传承之责任的反思。这类作品大抵都是因为我有见于诗词评赏界中的某些困惑和危机,而引发的一种不能自已的关怀之情而写作的。60年代我所写的《杜甫<</SPAN>秋兴八首>集说》一书,以及书前所附的《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的一篇代序的长文,就是因为有见于当日台湾现代诗之兴起,所造成的反传统与反现代的争执和困惑而写作的。当时台湾现代诗盛行一时,而且引起了文坛上不少争论。我则正在台湾的几所大学内开设杜甫诗的课程,因此在讲解杜甫的《秋兴八首》时,遂对此八诗的内容之意象化与文本之多义性略做了一些发挥,欲藉此说明“现代诗之‘反传统’与‘意象化’的作风,原来与并非荒谬无本”,而“要想反传统破坏传统,却也要从传统中去汲取创作的原理与原则”。但由于课时之限制,不免意犹末尽,于是决定撰写一篇文稿,对之做较为详细之讨论,希望可以因之而唤起对现代诗之反对者与倡导者的双方面的注意。再如70年代我在加拿大所写作的《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关于评议中国旧诗的几个问题》—篇长文,则是因为有见于当时台湾及海外的一些青年学者,在西方文论的冲击下,因尝试使用新理论与新方法来诠释和评说中国旧诗,所产生的一些荒谬的错误而写作的。从表面看来,这些论说和辨误的文字,自然不似以前所写的主观评赏之文字之易于获得一般读者的喜爱,但若就—些真正有志于学习如何评赏旧诗的读者而言,则如《集说》中,我对历代评说这八首诗的各种纷纭之诠释与评说的逐字逐句的比较和论定,以及在《旧诗传统》一文中,对于各种误谬的说明和辨正,也许这一类文字才是更有参考价值的作品,也才能反映出我个人在这条道路上摸索探寻时,一些亲身体验的甘苦之经历。而当我经历了由主观而客观,由为己而为人的种种转变之后,我则走上了由对作品之评赏,转入了对文学理论之研讨的另一段路程。

说到对文学理论的研讨,最早应是在50年代末期我所写的《由<</SPAN>人间词话>谈到诗歌的欣赏》一篇文稿,不过我当时对于《人间词话》中“境界”一词之理解,实在仍极为粗浅。而且对于纯理论性文字之撰写,也仍然缺少练习,所以就理论而言,这篇文稿虽诚属无足称述,但这篇文稿确实为我以后所写的一系列探讨《人间词话》的论著奠定了起步的基石。真正使我写下了纯学术性的对文学理论加以辨析之文字的,则是我于1970年为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会议而撰写的《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一篇论文。继之我在撰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时,又在书中对于《人间词话》之批评理论与实践做了一系列专章的探讨。而由此遂引起了我对文学理论之研讨的兴趣,并且阅读了不少西方文论的著作。在诗论方面,我曾先后撰写了《钟嵘<</SPAN>诗品>评诗之理论标准及其实践》,与《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等文稿,在词论方面我曾先后撰写了用西方文论中之阐释学、符号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来探讨中国词学的一系列题名《迦陵随笔》的短文,又撰写了《论王国维词——从我对王氏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及《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两篇长文。在对中国词学的不断反思之后。我大胆地将词分成了歌辞之词、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三大类别,以为张惠言与王国维之失误,就在于传统词学未能对此三类不同性质之词做出精微的分辨,所以张惠言乃欲以评赏赋化之词的观点来评赏歌辞之词,因之不免有牵强比附之失,而王国维则欲以评赏歌辞之词的态度来评赏赋化之词,所以对南宋长调之慢词,乃全然不得其门径之妙。可是这三类不同风格的词,却又同样含有一种属于词体之美感特质,王国维所提出的“境界”之说,与张慧言所提出的比兴寄托之说,对此种美感特质都曾经有所体会,但却都未能做出透彻的说明。于是我遂更进一步撰写了《论词学中之困惑与<</SPAN>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一篇长文,借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花间》词中之女性叙写所引起的中国词学方面的困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词体之美学特质,和这种美学特质在词体中演进中,对于歌辞之词、诗化之词及赋化之词等各不同体式之词作中的影响和作用,都做了一次推源溯流的根本的说明。而且引用一位法国女学者克利斯特娃(Julia.Kristeva)之解析符号学《semanalyze》的理论,对这种使人困惑的词之美感的微妙的作用,做了颇为细致的思辨分析。我原以为我的这种尝试,可能不会被国内旧学前辈所接受,谁知缪钺先生读了这些文稿后,竟然写信来对之颇加赞许,以为“所论能融汇古今中外,对词之特质做出了根本的探讨,体大思精,发前人未所发,是继《人间词话》后,对中国词学之又一次值得重视的开拓”。缪先生之所言虽使我愧不敢当,但对于这条新探索的途径,则我确实极感兴趣。本来早在70年代中,当我撰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时,对于“中国文学批评之传统及其需要外来之刺激为拓展的必然性”,已曾有专节之讨论。此外在《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一文中,对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等性质的文学批评作品之优点及缺点也曾经有所论述。一般说来,由于我自幼所接受的乃是传统教育,因此我对于传统的妙悟心通式的评说,原有一种偏爱。但多年来在海外教学的结果,却使我深感到此种妙悟心通式的评说之难于使西方的学生接受和理解。这些年来,随着我英语阅读能力之逐渐进步,偶然涉猎—些西方批评理论的著作,竟然时时发现他们的理论,原来也与中国的传统文论有不少暗合之处。这种发现常使我感到一种意外的惊喜,而借用他们的理论能使中国传统中一些心通妙悟的体会,由此而得到思辨式的分析和说明,对我而言,当然更是一种极大的欣愉。直到现在,我仍然在这条途径上不断地探索着。

七、期望

在向西方理论去探索之余,我却始终并未忘怀中国诗歌中的兴发感动之生命的重要性。我对西方理论之探索,主要还是想把中国诗歌之美感特质以及传统的诗学与词学,都能放在现代时空之世界文化的大座标中,为之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对之做出更具逻辑思辨性的理论之说明。但我个人知道自己的学识及能力有限,因之我对于达成上述理想的此一愿望,乃是寄托在继起者的青年人之身上的。只是要想达成此一愿望,却必须先具有对传统诗词的深厚修养,如果缺少了此种修养,而只想向西方理论中去追求新异,那就必然会产生出如我在《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一文中,所举示的那些荒谬的错误了。至于如何能培养出对传统诗词的深厚修养,我以为最为简单易行的一项基本工夫,就是从一个人的童幼年时代,就培养出一种熟读吟诵的习惯。于是相继于70年代初我在《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一文中所提出的“熟读吟诵”之训练的重要性以后,在90年代初期我就又撰写了《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一篇长文,对吟诵的历史传统。以及吟诵在诗歌之形式方面所造成的特色,在诗歌之本质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吟诵在教学方面的重要性,吟诵教学所应采取的培养和训练的方式,都做了相当的探讨的说明。而最近一年,我更与友人合作编印了一册题名为《与古诗交朋友》的幼学古诗的读本,并且亲自为所选编的一百首诗歌,做了读诵和吟唱的音带。还写了两篇前言,一篇是《写给老师和家长们的一些话》,另—篇是《写给小朋友的话》。在这两篇文稿中,我不仅极为恳切地向老师和家长们说明了教小朋友吟诵古诗,对孩子们之心灵和品质之培养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不要增加孩子们学习之负担的一种以唱游来进行的教学方式,更亲自为天津电视台做了一次教小朋友吟诵古诗的实践的尝试。我如今已年逾古稀,有些朋友和我开玩笑,常说我是“好为人师”,而且“不知老之已至”。其实他们殊不知我却正是由于自知“老之己至”,才如此急于想把自己所得之于古诗词的一些宝贵的体会要传给后来的年轻人的。四年以前,我在为《诗馨篇》一书所写的序中,曾经提出“在中国的诗词中,确实存在一条绵延不已的、感发之生命的长流。”我们一定要有青少年的不断加入,“来一同沐泳和享受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才能使这条生命之流永不枯竭”。一个人的道路总有走完的一日,但作为中华文化之珍贵宝藏的诗词之道路,则正有待于继起者的不断开发和拓展。至于我自己则只不过是在这条道路上,曾经辛勤劳动过的一个渺小的工作者而已。

回顾我走过的诗词的道路,这其间可以说已经历了不少的转折,每一次转折虽说也有新的获得,但也因此而造成了不少旧的失落。我从一个童稚而天真的对诗词的爱好者,首先步入的乃是创作的道路,其后为了谋生的需要,乃又步入了教学的道路,而为了教学的需要,遂又步入了撰写论文的研究的道路。我对于创作、教学与科研,本来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首先是为了教学与科研的工作,而荒疏了诗词的创作,继之又为了教学的工作过重,而未能专心致力于科研的撰著。我在北平刚从大学—毕业,就同时担任了三个中学的五班国文课,在台湾又同时担任了三个大学的诗选、文选、词选、曲选、杜甫诗等科目的教学,还曾担任过大学国文的广播教学及台湾教育电视台的古诗教学。及至定居加拿大,虽然不再有兼课的情况,但我却又开始了每年利用假期回国教学的忙碌生涯。近年来从加拿大退休后,本可以安心从事于创作和研究了,但我却又答应了南开大学的邀请,成立了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并有志于倡导以吟诵为主的、对儿童的古诗教学。目前研究所尚在艰苦的创业阶段,对儿童的吟诵教学更不知何日方能在神州大地上真正的开花结果。不过我个人做事原有一个态度,那就是愿望与尽力在我,而成功却不必在我。我只希望在传承的长流中,尽到我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庶几不辜负当年我的尊亲和师长们对我的一片教诲和期望的心意。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也都未能做出全心的投入。至于在教学的道路上,则我纵然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实为教学的工作,投注了我大部分的生命。我现在所关怀的并不是我个人的诗词道路,更不是我在这条道路上有什么成功与获得,我所关怀的乃是后起的年轻人如何在这条道路上更开拓出一片高远广阔的天地,并且能藉之而使我们民族的文化和国民的品质,都因此而更绽放出璀璨的光华。



关注一往文学,每晚给你推送短篇经典。

Copyright © 金华货运服务联盟@2017